魏武挥的传播学字典 - Recently Updated Pages

符号学

ittalks — Sat, 29 Sep 2007 10:26:35 CDT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濶，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 ﹣﹣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能指 Signifier 和意指 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份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

新闻专业主义

ittalks — Thu, 27 Sep 2007 20:54:32 CDT

一、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介绍

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了解这些概念、历史及其变化，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许不无裨益。

1.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

美国建国以来，大众媒介逐步赢得了新闻自由——“报业自由”（也称“出版自由”）、言论批评自由（也称“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人民的获知权”或“知情权”）。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表达自由的基础上，早期争取新闻自由者对 “新闻自由”的理解是——我行我素。
然而，报业的出版自由并非人民的表达自由。自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已经发现，人民之间的权利并不平等。在美国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那里，私人利益正在侵蚀公共生活。

美国报业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想的公共精神载体。最初，它们格调低下，为政治偏见所左右。后来，它们变得越来越关注广告，越来越注重经济利益。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公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然而它却不承诺，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这是说不通的。于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M.Hutchins）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在其经典性的《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文件中正式号召新闻媒介专业化。

新闻工作者发展出来的追求信息的新闻专业模式，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现象。早在1896年，美国人奥克斯（AdolfOchs）购买《纽约时报》之后，提出“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从此新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3 年，普立策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助250万美元，建立新闻系并设置新闻奖金，以培养和鼓励专业人才。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诞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报业信条》，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订《记者道德律》。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在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后的50 年间，委员会的多数建议成为新闻界自律的基础。

与自由化的美国报纸不同，美国的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规范，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运载渠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与必需”。广播电视顺利地投入专业主义的主流。

2.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profession），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是指有专门知识并组成特定行业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教授，受人尊敬，社会地位较高。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也不高。当然，目前的新闻专业与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仍然是有区别的：医学、法律、建筑都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专业人士多数来自学术的高层。在就业于传统的专业前，需要专门的训练，通过考试后持证上岗；同行学术评议委员会对其能力进行鉴定，也是专业生涯中必备的程序。这些与新闻专业有所不同。不过，一旦冠以“专业人士”的名称，美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陡增，职业形象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穿着体面、出入高层，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

不同专业有不同的专业哲学，即最高的信念。理想的法律专业的信念是“公正”；医学专业的信念是“救死扶伤”，新闻专业呢？新闻专业主义者说——新闻专业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truth）。（Patterson&Wilkins，第17页）

但是，这个信念是有问题的，在人类历史上，真理的标准一直在变化着。对谎言和真实的判别也是困难的。在“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中，人们容易区分“谎言”和“真相”的界限。但是，在媒介化了的现代世界，真实的概念非常难于把握。

既然真理如此地众说纷纭，既然真相如此地难于识别，新闻工作者便退而求其次，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s）——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而良好形象和高度信任，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资本之一。
作为消息的发布者和事实、观点的反映者，归根结底，新闻事业是以它的公信度立足的。
对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许多需要破除的“神话”。

客观性被认作“负责的新闻业”的标志。客观性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新闻活动方式的巨大进步。但是，西方学者根据大量证据指出，某些客观报道本身便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往往是隐含着的，不易察觉的。而且，新闻事实也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无价值判断的对真实世界的纯客观的反映。新闻不是直接从现实事实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现象，而是新闻行业的产品，是对客观事实进行高度选择后的解释。

新闻专业主义对政府可见的独立性是西方媒介社会地位的基石。然而，这种独立性并不像媒介人竭力表现的那样真实。美国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视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的，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还忽略了自身权力的膨胀。对于这种未经民选而膨胀的“第四权力”，似乎无人能够监督或制约。因此，人民的权利始终是一个问题。

3.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指出了明显的三项功能：巡视环境、组合社会和传承文化。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则使用了更简洁的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媒介的“看门狗”（watchdog）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新闻舆论功能。

在实施媒介这些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把关人”模式强调必须发现和散布重要消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取舍。同时，新闻工作者用“客观性”表明其报道的可信性，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地位。

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新闻事业内在的矛盾。不过，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因此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

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美国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新闻专业主义者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同时，相信跻身于统治集团的可能性，即，他们既有财富和参与权，同时却又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与其老板讨价还价，赢得了专业的自治。媒介承担着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视职责，把人民的关切、人民的意志传播到各个角落。专业主义者不仅是自己权利的捍卫者，而且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媒介经济的繁荣与新闻专业的神圣也很合拍。新闻部与广告经营部相互分离。在 “专业主义”的旗号下，美国媒介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客观性从整体上为新闻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随着媒介经济来源的改变，新闻的定义和外观也改变了。狂热的观点和表述失去了市场；公平和平衡的编辑方针伴随着客观性的写作方法开始大行其盛。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起先是职业精神的关键信条，后来则成为新闻实践的“策略性程式”——它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二、对客观新闻学的分析

自20世纪以来，客观性的实践准则逐渐在世界新闻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新闻事业的自我规定，是新闻工作者取信于人的重要途径。客观性成为新闻界内外公认的标准。

“客观性”是西方新闻工作者自我保护的有效屏障。因此，它有时被西方新闻工作者看作护身符。客观性在西方虽然已经趋于没落，但在中国，却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

1.客观新闻学的基本思想

“客观性”的视觉象征，是一个360度旋转的人眼——它意味着脱离了任何个人偏见、情感和观点的观察。（Patterson& Wilkins，1991，第19页）现在，这一图像已经成为电视新闻的典型符号（《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眼见为实”。

客观新闻学要求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报道；同时，它禁止在报道中公开地采取立场。客观新闻学将“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见”区别开来。它的主要假定是，新闻事实是客观的，对每个人都同样有效；个人的意见则是主观的，对他人而言缺乏合法性。新闻工作者对客观性的信念就是对“事实”的信任和对“价值观” 的不信任，以及在新闻中对二者必须分离的承诺。

西方新闻工作者说，他们的专业职责是向公众提供“客观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观点、舆论也是事实，是社会中发生的现象。对此，客观性的要求是，全面地、中立地、平衡地报道争议的问题，让人民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也就是说，新闻媒介是观点的报道者，而不是意见的鼓吹者。

客观性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和多元的表述，它可以同时面对企业家、公共官员、劳工大众以及媒介的广告客户。新闻事业的客观性是通向“合法”和“可信”的途径。

客观新闻学的思想也经历了发展和变化。现在，根据公认的原则，客观性仅仅意味着，新闻业者必须避免偏见，避免歪曲，尽可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如实进行报道。

2.客观新闻学的发展变化

客观报道的来源已不可考。有人说，它来自电报和通讯社，因为要向各种不同观点的用户提供信息，所以媒介必须保持中立的立场；也有人说，它来自商品化的大众报纸，立足市场、依赖市场的特点使这种报纸既可能、又必须成为大众的公共服务者和代言人。客观性是商业媒介的职业需要，新闻业提供的产品就是—— “事实”。

在许多与传播有关的技术发明中，照相术的发明给予人们特别的启示，成为“准确”和“真实”标准的最高境界。早期的照相术似乎是对真实世界的真实描绘。电视的出现对客观性的影响更大，电视新闻反映“真实”的效果一目了然。通过电视技术的透明幻觉，它使观众似乎直接看到了未经人为操纵的外在世界。 70年代出现的电子新闻采访设备（ENG）和80年代出现的卫星新闻采集设备（SNG）又使客观报道的可能性大大前进。全球实时直播使事件与报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了。虽然有机器性能和选材角度的局限，它仍然使人民直接看到了事件发生的许多情景。

然而，事实是可以操纵的，绝对的客观公正是不可能达到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无人相信“纯客观”的新闻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西方新闻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客观性是值得追求但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标。学术界也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没有纯粹的事实；只有人对事实的构造和解释。

但新闻工作者又普遍认为，这种解释应该而且也可以采取一种客观的形式，这种构造应该而且也可以采取一种专业所允许的规则，从而使主观意志对客观事实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于是，客观性从一种信念变为一种程式，变为一种对新闻事实的处理常规。

3.客观报道的实践方法

19世纪30年代，美国便士报《纽约信使报》的出版人兼编辑本内特（JamesG.Bennett）提出了“记录事实、免除夸夸其谈和添油加醋” 的要求，在层层把关的编辑部，竭力排斥新闻报道的主观性和选择性成为严格的新闻信条。久而久之，客观报道的技巧变成一种信念、一种标准、一种价值观，也成为一种程式。

客观性方法成为一种“文化形式”，有技术的符号和实践的准则。这种方法表现在：对所有不为人所熟知的引语均使用引号；确切指出新闻的来源；以适当的（符合事实的）逻辑结构和组织信息；对公共议题表达所有相关方面的观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的“客观”报道给予观众更大的新闻“可信性”。传统的争议“平衡”，在电视屏幕上也有人格化和视觉化的体现——演播室中被采访者一左一右的布局、议会里政府官员与反对派政客的对阵、大街上警察与示威者队伍的冲突，等等。

西方新闻媒介创造了一种不同等级结构的新闻流派，以不动感情的“硬新闻”为基础和标志。但媒介也让少量新闻工作者去做表达价值观、提供解释、发出号召甚至提起辩论的工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仍然自称是客观的——它以平衡的各个方面、高高在上的裁判立场和公共利益的口号，提供辩论的场所，报道各种观点。

传统的客观性方法主要应用于“硬新闻”，即“直接新闻”（straightnews）中，这是对新闻事实的简单处理。对于一般新闻报道所不能解决的深度，在涉及背景的深度报道，特别是反映观点的评论中，新闻工作者发明了其他表示客观性的方式。

20世纪20年代，美国报业发明了特稿社政治专栏作家的形式，这是解释性报道（interpretivereporting）的起源。解释性报道仍是属于客观性的一种报道方法。在信奉解释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看来，直接报道是陈旧的，简单化的、浅薄的客观形式；而解释性报道则具有全面的、深入的客观性。解释性报道设计出一些特殊的显示客观性的新闻种类：背景材料、专栏分析、电视的杂志节目等等，将解释性内容小心地插入双方的观点和新闻报道之间。在报道争议问题时，客观性鼓励记者采用新闻来源的观点而不用自己的话，通过专家和有关方面的参与，以传统的平衡方式达到解释的目的，而不采取任何一方的立场，更不赤膊上阵，自作主张。因此，媒介仍是客观的引述者、报道者，而不是真正的解释者。

如果说，解释性报道主要是在事实的报道中加入分析和观点的话，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journalism）则更多地是对报道事实的增强。调查性新闻告诉公众的，不是简单的、表面的事实，而是新闻工作者积极参与、深入发掘的结果，是以思想和观点为导向、以隐藏的内幕为内容的对重大事实的揭露。调查性报道，特别是搜寻丑闻的调查性新闻，可以追溯到19世纪美国的“扒粪”新闻（muckrakingjournalism，亦即揭露丑闻的新闻）。但是，揭丑报道遵循客观性的常规，采取的方式也是“客观报道”的。

此外，一种被称为“新新闻主义”（newjournalism）的报道方法也出现了。新新闻主义关注的是在公开的新闻事件背后的内幕和幕后的情况，并以独特的主观方式观察，以文学化的笔法报道。这种评论式的报道方法很有感染力，但也带来对“新闻”本质的争议，它还带来“小报式的”煽情主义倾向和新闻报道的娱乐化弊端。报纸由于电视新闻的活跃，开始转向时尚性、休闲性的非事件性报道（所谓“生活方式”报道），这种“软性”新闻已经不是原本意义的 “直接新闻”了。商业电视节目也受到“小报化”的影响。美国各大电视网的杂志型新闻节目越来越重视娱乐包装了。但是，美国电视网的新闻主管说，每晚新闻报道节目——直接的硬新闻——仍然是全部新闻节目的核心和灵魂。

同时，一种特别注重技术及其客观性的社会调查性新闻却发展起来，这就是精确新闻主义（precisionjournalism）。精确新闻主义采用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途径，使用民意测验、内容分析等数量化方法，专门以“硬数据”作为新闻报道的内容，以体现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精确新闻强化了新闻的“客观性”特征。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客观性始终是西方新闻报道方法的主流。

4.新闻客观性的实用价值

到了20世纪末期，作为理想的新闻客观性在西方已经动摇了。但是，美国新闻工作者仍然将其视为专业的一个基础信条；同时，新闻报道的实践方法虽然发展了，但是，新的报道方式并未改变新闻学总体的客观性格局。

西方公众对客观性有许多批评。保守的右翼批评家指责新闻工作者具有自由主义的偏颇，过分热衷于“扒粪”。左翼批评家说新闻媒介以“客观公正”的面目服务于政府和大企业的利益。个人和团体则纷纷指控这个或那个报道不公平，有偏见。但所有这些批评共同的假定是，客观性至少是可能的。显然，新闻的客观性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许多社会科学学者说，新闻不是客观的；新闻不可能是客观的；新闻也不应该是客观的。新闻客观性是危险的理想，是一种控制策略，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用以掌握其他人的方法。同时，他们又认为，客观性是有效的传播手段，是“一个不会死的上帝”。（HackettandZhao，1998，第8页）

客观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新闻语汇和报道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社会对新闻事业的常识、期望，是人们构思、定义、安排、评价新闻文体、新闻实践和新闻机构的标准。在全球化的今天，“客观公正”已成为国际新闻业的共同标准，是当今统治性的新闻信条，是记者必须遵守的常规做法。

学者说，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发现真相，而且仅仅发现真相，特别是在迅速和混乱的新闻环境中；客观性的可能和价值在于——它是理解世界的途径。客观性是判断信息可信性的多元标准和可行方法。（Lichtenberg，1996，第235～240页）

同时，客观性能较好地解决媒介与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媒介与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只有在“客观性”的准则下，媒介才可能既获得可靠的来源又不牺牲它们“独立”和“中立”的自我形象。它也才可能向社会的方方面面推销它的新闻产品——事实与观点。

客观性是新闻从业人员抵御攻击性批评的一种策略程式。因为人们分不清判断是理性的还是怀有偏见的，因此记者最好表现得中立，似乎没有判断。客观性 “强调的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为即使是事实也不可能被信任的世界设计的。”（HackettandZhao，1998，第41页）它是一种新闻工作者自我保护的方法，可以免遭上级斥责和诽谤诉讼，可以避开新闻报道所隐含的价值观及其带来的其他后果。

能指意指所指

ittalks — Sun, 23 Sep 2007 01:06:42 CDT

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又是强制的。

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非自然的，是可以改变的。把语言结构拆分成两个部分思考，首先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能指—声音、形象部分与所指是不同的。那么，谁最初规定了这种对应关系？其二，既然一开始的对应就是约定俗成的，那么，改变关系是可能的了？谁又有权力改变呢？索绪尔的结论是个人无法改变，改变是在集体约定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个结论势必吸引我们对语言的成规如何形成，个人如何在成规下进行语言实践产生浓厚兴趣。

意指是研究能指/所指的关系模式。也是以整体的方式看待能指与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模式主要有3个层次。

A 直接意指（Denotation）

能指同时既是意义又是形式。在形式方面它是空洞的，在意义方面它又是充实的。因为空洞，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有偶然性，是约定俗成的。所谓充实，是说它提供一种阅读方式和感觉方面的现实。当我们识字的时候，它在我们的认识中一直是充实的。因为在我们认识它之前，所指已经把意义延置到能指上。或者说外延的关系已经确立。如照片，通过把所指的外在形象延置到相纸上，这张照片与被摄者的基本关系确立。在这个层次，能指本身的价值首先是具备足够的合理性（文字符号中树具备的“木本植物的总称”这一意义也由于集体的约定俗成而合理化。）。其次，它提供了知识、记忆，还有事实、理念、相对秩序等。[8] 而当它成为一个固定形式时，又自我掏空，变得赤贫。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赤贫的形式具有了继续被操纵的可能，需要意指作用发生，重新填满意义。当最初的意义大举后退以后，意指的作用发生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第二个层次上，即能指E2 所指C2。

B 含蓄意指（Connotation）

罗兰·巴尔特强调符号构成的一个基本的要点：形式—能指并未完全吞食它的意义，只是使意义贫乏化。在第一个层面上建立的意义在第二个层次失去了一些价值却保持着被激活的生命元素，为接纳新的意义做准备。对形式而言，意义总是在历史的瞬间保留过，在快速的更迭中被部分移植。在含蓄意指层次上，符号意义的产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所致。即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第一个关系确定后，以第一层符号外延的意义为基础，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构成另一个所指。这种附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没有限制的。

C 主体间的互动

了解主体间的互动首先需要了解“主体间性”（Intersub jectivity）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心灵，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的），某物的存在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就是主体间的。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一个心灵不仅能够体验到其他心灵的存在，而且包含着与其他心灵沟通的意向。

巴尔特分析使用符号的双方——指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彼此可进入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可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证实。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相同相息的程度大。巴尔特认为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在本质上并不是因人而宜，他们首先是臣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影响的意识。不论是制码，还是解码，都可以意识“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因为，所有的感知都是针对符号而发的，符号的意义在认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后，进入解读过程。解读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心灵彼此进入，然后获得“共享世界”。

这一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有人称作“意志共通感”）为同一文化群体成员所有，因为这个世界的主体间性“对于许多个体来说是共有的，因此其本身就包含着主体性”，[9] 使我们对许多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产生一致的领会。这种“共同性和共享性”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时势的产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或当下的社会里，成为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员共同感受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中被认可的。因此，它也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确认的前提，它允许同一群体每个成员认识的深浅差别和感知的前后。所以，相互的共同性深受文化的左右，也是文化影响群体所有成员的路径，而文化的成员属性也由此产生。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共享既是一个获得意义的过程，因为意义既不是传播者也不是接受者一方的财产，也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意义不是早已存在于所指之中的，意义在收听或观看的实践中出现。另外，不同文化背景成员间的符号交流也有许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历史的，可以发生变化，有时候变化会在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只是表面难以察觉罢了。

哈贝马斯

ittalks — Wed, 09 May 2007 03:52:35 CDT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1929～ )

Habermas，Jügen于尔根哈贝马斯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1961年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社会学，并协助T.W.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1年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领导人。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而上学思想》等。

哈贝马斯的思想大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

ittalks — Wed, 09 May 2007 03:48:22 CDT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奇、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

1923年，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起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它的第一任所长由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格律伯格（Carl Crunberg 1861－1940）担任。格律伯格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中持某种中立的态度，他对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同样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它所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视同仁，既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稿，发表伯恩施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文章。可以说，格律伯格担任所长时期，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尚未形成我们今天所称谓的法兰克福学派。

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1930年至1949年的幻年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活动地域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该学派的美国时期。霍克海默与格律伯格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不把社会研究所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仅仅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交汇或对话的场所，而是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确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建立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社会理论。霍克海默在就任所长时所做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由此，霍克海默一方面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研究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杰明等人，这些人或是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或是成为研究所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的撰稿人，由此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

然而，事隔不久，法西斯上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持激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犹太人，因而无法继续在德国活动。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其间，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明确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括为批判理论。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阐述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如霍克海默的《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等。

1949年至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回到德国，在西德活动的时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或黄金时代。1949年，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回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人分别担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不久，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又赴美讲学，实际上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由阿多尔诺主持。这一时期，不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无论是回到德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建构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制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造反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主要代表人物已成为十分著名、十分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和《爱欲与文明》、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等。

从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进人了自己的发展晚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学派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60年代末席卷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但此后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进程。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相继谢世，阿多尔诺于1969年去世，霍克海默于1973年去世，马尔库塞于1979年去世，弗洛姆于1980年去世。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施密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由此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施密特被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正统继承人，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依旧有效，而哈贝马斯则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同现代社会条件的不适应性，他开始致力于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主张以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的核心地位，从而以交往行动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分歧反映在施密特的《论批判理论的思想》、《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之中。理论上的分歧破坏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间的合作。

1969年，哈贝马斯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但很快，由于同施密特之间关系的恶化，哈贝马斯曾于1971年退出社会研究所。1972年施密特开始担任研究所的所长。1983年哈贝马斯返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虽然社会研究所还依然存在，但哈贝马斯等人更多地是作为单独的思想家而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学派的历史基本上已经终结。

传播

ittalks — Wed, 09 May 2007 03:40:14 CDT

传播的定义：传播（Communication）指人类交换信息的一种过程。信息（information）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

传播译自英语Communication, 源自拉丁语Communis（community）。该词的中文意思可以有十几种解释，如：交往、交流、交通、通讯、传播等。

关于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人统计有126种之多，它们有着各自的侧重点：

强调传播是信息的共享；
强调传播是有意图地施加影响；
强调传播是信息交流的互动过程；
强调传播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强调传播是社会关系的体现。

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对传播下定义，其基本意思是"与他人建立共同的意识"。这一点，从与"传播"相近的英文单词上也能看得出来：

Communication 交往、交流、通讯、传播；
Dissemination 传播、扩散、宣传；
Transmission 传输、传送、播送；
Spread 传播、传送、宣传；
Propaganda （政治、政党）宣传、传播。

传播：含义较广，如交流，沟通，通讯，交际，交往等，基本意思是“与他们建立共同的意识”。在传播学中被定义为：传播是带有社会性，共同性的人类信息交流的行为和活动．

公共传播的特点:双向性、共享性、快速性、广泛性。

构成要素：

一是基本要素：信源、信宿、信息、媒介、信道、反馈。
二是隐含要素：时空环境、心理因素、文化背景和信息质量。

传播 dispersal propagation

〔1〕是指植物以其体上的各种构造进行散布，扩展下一代的生活范围。传播有许多方式，如柳树、槭树的风力传播（anemochory）、椰子等的水的传播（hydrochory）、栎等靠果实的掉落和滑动的传播（clitochory）、训养的植物靠人的媒介所进行的传播（brotochory）、麝香百合和酢浆草以及白绢病子囊孢子等靠果皮、子囊的破裂所进行的传播（bo－lochory）等。但叉唇角盘兰属的扩展散布与此是有区别的。（鄂永昌译）

〔2〕某种行动方式由构成集群的一部分成员传播到其它成员中去的现象。这是由于学习而产生的，并且多属适应性行为。通常是由可塑性强的幼龄个体开始新的行为而逐渐再传播到高龄个体。

麦克卢汉

ittalks — Tue, 08 May 2007 03:36:41 CDT

麦克卢汉

教育背景:

1933年，麦克卢汉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Manitoba）大学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
1934年，他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不久，他到剑桥大学留学，继续文学方面的研究。
1942年，他获得了剑桥的博士学位。

作为一位文学学者，麦克卢汉以诗人的想象力来探索语言的极限，而不是接受那些现成的教条。诗歌艺术为文化定位和感觉意识提供了新的视角。麦克卢汉欣赏诗歌语言的艺术特征，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可以看到诗歌的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在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我们如果不想成为文盲的话，或者在“媒介本身直接影响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意识的情况下”不成为被动的受害者的话，我们就必须采取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的头脑在大家都认可的文化中对现实扭曲的暴露总是最敏感和最机智。”（Mcluhan,Nov，1955:109—110）
　　
在《理解媒介》这本书里，他又一次强调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观点：“严肃的艺术家是仅有的能够在遭遇新技术时不会受到伤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认识感觉变化方面的专家。”（1964：18）

1964年，麦克卢汉出版了他的《理解媒介》，在该书的第一章第一段里，麦克卢汉这样写道：“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吃惊。”（1964：7）麦克卢汉的“媒介就是讯息”之所以令世人震惊，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媒介本身的观察和研究。

麦克卢汉在对传播的研究中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试图从艺术的角度来解释媒体本身，而不是用实证的方式来得出结论。在这种艺术的探索中，麦克卢汉得出了那个后来震惊世人的结论：“媒介就是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探索，就意味着放弃逻辑推理式的话语，就是说放弃因为、所以那类的推断。麦克卢汉说：“我不解释，我探索。”（Stearm，1967：xiii）当他说他探索的时候，他指的是他喜欢发现和辨识、用双关语等类似的技巧，而不是利用逻辑分析和实证测试等学院派的传统做法。

麦克卢汉的文学背景，他在学术上的艺术尝试，传统社会科学界对媒介本身研究的忽略，这三者结合在一起，说明了“媒介就是讯息”这一警句的出现以及它为何震动了传播学界。然而，这也意味着麦克卢汉的理论在他毕生工作的学术圈里要遭到冷遇。

尽管在北美，麦克卢汉在严肃的学术界倍受冷落，但在中国，麦克卢汉在传播学界却是享有盛名。翻开几乎任何一本传播学教科书，都能看到作者拿出专门的章节介绍麦克卢汉的理论。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传播学者对麦克卢汉特别感兴趣呢？

笔者认为，这要从麦克卢汉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实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解。麦克卢汉的观点从纯学术方法上难以理解，但从文学艺术角度就容易理解。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展较晚，研究者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中文系出身。相同的文学背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麦克卢汉艺术化的表达方式。第二，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新闻受文学的影响很深。这从我们各家媒介里充满了中文系毕业的记者编辑中便可见一斑。前些年各种报告文学、大特写的风行是另一种证明。各种文学化、艺术化的方法常常被用来增强这些作品的感染力。第三，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是以新闻学为主，侧重于实际的应用和宣传。可以说没有什么实证的传统（近几年情况有所改观），因而不像西方的学者那样非要用实验来检验麦克卢汉的理论后才肯信服。这些原因造成了麦克卢汉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风行。

主要著作：
1951年《机器新娘》
1964年《理解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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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alks — Tue, 08 May 2007 03:28:53 CDT

这里是传播学百科辞典，我和我的同好们将尽力完成它。